图片源于：https://www.ussc.edu.au/should-the-united-states-australia-and-like-minded-allies-cooperate-or-compete-with-china-when-it-comes-to-fighting-climate-change
2024年，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提高了四倍，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2023年将气候与清洁能源正式确立为澳美联盟的“第三支柱”。
与此同时，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但同时也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投资了创纪录的金额。
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USSC）邀请了气候能源金融的中国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气候与地缘政治项目的代理共同主任诺亚·戈登，讨论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友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应该与中国合作还是竞争。
气候合作是成功的途径
董旭阳认为，反击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生存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盟国间的合作，更需要全球范围的协作。
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与这一方法相悖，其忽视了气候变化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共同敌人，是国家主权、安全以及经济、能源、水和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地缘政治的缺陷
地缘政治优先考虑了安全的防御方面，依赖诸如贸易制裁等措施来惩罚对手，保护经济利益。
然而，它忽视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价值，未能合作以实现以所需速度和规模共同解决这一时代标志性挑战。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低价高质量的太阳能组件和电动车的最新关税便是一个例子，这不仅破坏了全球在清洁技术方面的贸易利益，还暗示世界贸易组织即将被遗忘。
这些贸易制裁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减缓西方经济的能源转型，并可能损害国内消费者和工业。
从战略上看，超越地缘政治争端，与掌握解决方案的国家进行合作，更具有意义。
现实是，中国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拥有许多关键因素，包括技术、资本、战略以及其制造能力的规模。
澳大利亚的前进道路
澳大利亚需要制定与美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符合其国家利益。
尽管澳大利亚的国内经济相对较小，但其在全球资源和能源贸易中的“分量”却巨大。
中国的气候和能源转型解决方案为澳大利亚带来了转型投资、贸易和就业机会。
双方的互利合作应该集中在中国，因其在太阳能、储能、电动汽车及生产其现代制造所需机器人技术方面具有领先的全球创新。
经过数十年的巨额私营部门研发投资，中国如今掌握了世界许多最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这与中国中央计划的能源转型和气候目标高度一致。
中国在清洁技术制造能力上的领导地位业已确立并不断增长。例如，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能力已足以满足全球每年安装量的两倍，并且已占据全球多晶硅生产的93%。
这类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多晶硅价格大幅降低，2023年初以来中国的多晶硅价格下降了43%，使得太阳能成为全球最便宜的清洁能源资源。
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对于能够通过高质量的中国太阳能面板获得低成本能源的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世界需要更好地分配和利用中国在清洁技术研发、创新、制造和出口方面提供的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借助中国市场的诉求，为其气候解决方案提供具竞争力和安全的能源独立渠道。
澳大利亚应鼓励所有拥有先进技术和资本的国家，加速在清洁能源方面的集体投资——中国的惊人投资规模为全球“竞相追赶”的局面提供了动力，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当地脱碳进程，朝向更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发展。这为所有富裕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创造了合作机会，因为澳大利亚在可再生能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高度互补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所在。
此外，将中国过剩的清洁技术出口转化为新兴市场及其他市场快速部署能源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为全球脱碳提供了必要的关键条件，时机也非常重要，以应对气候危机。
合作是成功的道路
近期，澳大利亚领先的太阳能初创公司SunDrive与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天合光能之间的合资企业，正好展示了与中国在气候减缓技术方面合作的成功案例。这个由澳大利亚控股的新合资企业清晰地体现了阿尔巴尼斯政府强化光伏国内制造激励计划“太阳能突袭（Solar Sunshot）”以及其更广泛的“未来制造于澳大利亚”经济脱碳产业发展战略，这也是应对2022年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一种澳大利亚本土反应，利用两国在太阳能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建设尖端技术工厂，包括美国。这种技术交流有助于任何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建立强有力的、持久的实质性联系。一旦太阳能制造设施建成，它便转变为合作国的固定在岸资产，成为双赢的局面。
随着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紧迫性，全球市场对能源转型的窗口正在不断缩小。是时候采用一种超越地缘政治竞争的贸易驱动的务实办法，来加速全球能源转型了。
竞争在气候变化减缓方面的益处
诺亚·戈登则表示，竞争往往比普遍认为的更有利于气候变化的减缓。
政治分析人士早已将气候危机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
人们认为，由于所有国家都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受益，因此各国都有“搭便车”的动机，让其他国家花费大量金钱将燃油驱动的汽车更换为电动车。
在这一观点下，只有通过合作与自我约束，才能使能源转型得以实现。
然而，更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看法只是部分正确。
决定气候政策的通常不是国际条约，而是关键国内群体的利益，比如德克萨斯州或西澳大利亚那些利益攸关者，他们希望继续获利于石油开采；或者山东的工厂老板，他们希望借助便宜的煤电继续维持生产线的运行。
如今，随着清洁能源成为财富和国家实力的途径，我们越来越能看到竞争带来的好处，尤其在中国、高管和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盟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明显。
自利性是迄今为止主要全球气候协议的失败原因之一，从京都到巴黎均是如此。
但如今，清洁能源的崛起成为财富和国家实力的途径，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竞争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国之间的竞争。
气候领导力的软实力
随着气候变化后果日益严重，竞争对手将越来越在气候领导力中竞争，争取“软实力”。
当特朗普于2020年将美国撤出《巴黎协定》时，习近平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他看到了自身作为气候领导者的机会，向联合国宣称，中国将实现到2060年达到净零碳排放。
美国的情报机构描述，未来几年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对于“对减排措施的贡献不足”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融资和技术援助的需求”存在高风险。
竞争可以激励气候行动，并且确实在推动气候政策的制定，但我们不能假装仅凭竞争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有些重要措施是竞争无法催生的，例如那些没有直接让国家更富有或更安全的措施。
我们无法假装仅凭竞争就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为一些重要措施并不是各国直接富有或安全的结果。
对于气候变化的竞争不会促使美国关停其盈利的石油公司，也不会使中国在没有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关停未折旧的煤电厂。
这种竞争不会迫使各国支付昂贵的二氧化碳去除费用，而这正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寄希望能达到《巴黎协定》目标的措施。
“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负排放支付费用，而如果中国也可以做到，效果没有区别呢？”某位政治家可能会这样问。
我们还必须担心国家间竞争可能会失控。
近年来，经济冲突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加剧，西方国家限制中国对先进半导体的访问，而中国也限制其对包括石墨等在能源转型中重要矿物的出口。
这种小打小闹只会增加紧张局势。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紧张局势可能升级为一场台湾冲突，进而破坏能源转型的进程，甚至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
竞争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但它确实能起到帮助作用。在一个利益自私的世界中，面对对抗性大国间的激烈竞争，这也是值得感激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