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smh.com.au/interactive/2017/chinas-operation-australia/soft-power.html
大学生唐昌（Tony Chang）几个月来怀疑自己被秘密监视，但直到2015年6月，一个来自中国的亲属的惊慌电话才证实了他的猜测。
唐昌的父母在中国沈阳被国家安全特工接触，并被邀请在茶馆进行一场会面。这次会面并不是一场温馨的聚会。
正如唐昌后来说的那样，三名特工警告他的父母，关于他在澳大利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事情。特工们“强调我的父母必须劝我停止参与这些活动，并保持低调。”
唐昌在布里斯班的合租房里，书籍和未洗的餐具随处可见，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学生对《费尔法克斯媒体-四角调查》表示，这些特工掌握了他计划参加布里斯班天安门大屠杀纪念日和达赖喇嘛访澳期间抗议的情报。
唐昌在布里斯班的活动让他在中国的父亲感到害怕，他也在被“观察和追踪”。
他的父亲是一位谨慎而非政治化的人，已经担心多年他这个不羁的儿子。2008年，14岁的唐昌因在沈阳的街杆上挂台湾独立横幅而被捕。经过数小时的审讯，家人被迫求助于共产党关系以确保唐昌获释。
2008年，在中国的警察局中，唐昌正等待审问。
在2014年因异议活动再次被审问后，唐昌决定在中国再也无法安全地待下去。他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学生签证。
2015年6月，安全特工第二次警告唐昌的家人要克制他的反共活动。这些威胁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向唐昌提供了保护签证。
唐昌的青少年时期的遭遇反映了党和国家如何处理国内的异议人士。然而这位布里斯班学生的监视，以及他冒着危险向外界披露对他在沈阳的父母威胁的决心，也为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提供了罕见的见解：中共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模糊控制与影响运动。
唐昌在2017年布里斯班。
这项运动的一部分涉及通过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政治捐助者来影响澳大利亚政客，这引发了澳大利亚安全机构ASIO的严重担忧。
而在澳大利亚的100万华裔居民也是中共影响行动的目标。
在大学校园内、华文媒体及部分社区团体中，该党正在对其侨民进行规模远大且、在最坏情况下，具有极大恶意的影响和控制行动。
在中国，这一行动被称为侨务（qiaowu）。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努力大多是良性的，笨拙或无效的。前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Geoff Raby强调，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影响行动。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作为一个例子。
但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前首席官员Peter Varghese，现在是昆士兰大学的校长，他告诉《费尔法克斯媒体》和四角调查，中国的影响力构建方式令人深切关切，尤其是因为它由一个拥有地缘政治雄心的威权单党国家所主导，可能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Varghese说：“若透明度提高，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这个影响过程是否可以接受，是否是隐蔽的或公开的。”
“这是ASIO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涉及任何可能渗透或颠覆我们系统的努力，超出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范围。”
从最高层的防务和情报机构的公开声明可以衡量对这一问题的深切担忧，例如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首长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局长。
澳大利亚国内间谍首长邓肯·刘易斯（Duncan Lewis）在国会上警告，外国干涉在澳大利亚发生的规模“前所未有”。
“这可能会对国家的主权、政治系统的完整性、国家安全能力、经济等其他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刘易斯说。
中国问题专家、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John Fitzgerald也表示认同。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应得到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权利和特权，而不是被喊叫、被讲教、被监视、被警察追踪、被检举和限制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