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uow.edu.au/media/2021/chinas-surveillance-creep-.php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利用大数据来追踪和控制疫情的传播。
这涉及到一种重大的努力来构建新技术，并扩展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十分广泛的监控基础设施。
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展示了中国国务院计划保留其中一些新能力，并将其融入国家层面的更广泛的监控体系。这很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公民监控加剧。
这种现象被称为“功能蔓延”，即为了某个目的采用的监控系统，在原本意图的目标之外继续被使用。
在中国，这涉及到最初为了监测人们的COVID状态和全国移动情况而收集的大数据，来维持疫情控制。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尽管最近在中国东部地区出现了疫情反弹。
但这项大数据活动也为当局填补了国家整体监控基础设施中的空白，并使其更加统一，利用COVID危机作为掩护以避免公民的反弹。
在疫情期间，中国的COVID监控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发生了两个关键的变化，以实现更全面的监控。
首先，构建了一个更强大的系统，以收集和监控与疫情控制相关的大数据。
其次，这些数据在各省级层面进行整理，并转移到国家统一的平台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重点关注每个人与COVID的潜在接触相关的风险水平。
系统是这样运作的：每晚，中国公民会收到一个名为“健康码”的二维码到他们的手机上。
该代码要求用户上传个人信息到一个特殊的应用程序，以验证其身份（如身份证号码和生物特征自拍），以及他们的体温、任何COVID症状和近期旅行历史。
系统随后评估他们是否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如果用户收到绿色代码，则可以自由行动。
而橙色代码则要求七天的居家隔离，红色代码则是14天隔离。
该系统并不完美。一些人怀疑，由于他们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自己的代码持续为红色，或者质疑为什么他们的代码仅仅因一天而意外转为红色。同时，其他人则报告称这些代码错误地识别了他们的接触风险。
关于这些数据收集，中国人民的看法也是多样的。
多项研究表明，尽管系统具有侵入性，但由于其在遏制疫情中的高效性，公众对此种国家控制的大数据监测持支持态度。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公众对全面数据收集的看法是积极的，并且这帮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公众也认为，西方国家的初步批评是不公正和虚伪的，因为许多国家随后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大数据收集系统。
一位学者，刘春城，调查了中国社交媒体，观察到对这种批评的不满情绪显著。例如，南澳大利亚州发布新QR码系统时，有评论写道：“中国QR码——‘侵犯隐私，侵犯人权’。
澳大利亚QR码——‘精彩新工具’。”
另一方面，公众对健康码如何被重新设计并用于其他目的仍然存在一些抵触情绪。
2020年2月，杭州市首次实施健康码。然而，在2020年5月，当地方政府提议在疫情之后将该应用程序重新用于其他用途（例如，映射人们的生活习惯）时，引发了强烈的公民反弹。
当大数据系统在中国越来越庞大时，它们能够塑造、引导甚至强迫群众的行为。
在一个监控国家，这种情况的影响令人担忧。
例如，在广西自治区，2020年3月，一名党员建议利用疫情监控来“搜索以前无法找到的人”，有效地将健康服务转变为安全工具。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臭名昭著的“社会信用系统”在疫情期间的改造。
该系统最初在疫情之前建立，用于评估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各种“值得信赖”和“不值得信赖”行为。
良好的信用评分带来了如更便宜的交通等福利。在疫情期间，该系统被扩展，以对“良好疫情行为”给予奖励，而对“不良疫情行为”施以惩罚。
荷兰的两位学者发现，对于以高价出售医疗用品或假冒产品、或者违反隔离规定的人，都会施加惩罚。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一个人黑名单，从而剥夺他们的旅行能力，甚至无法担任公务员及其他限制。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重要的是这些监控系统在设计时嵌入透明性和问责制的原则。如果这些系统没有经过彻底测试或对其未来潜在使用提出质疑，人们可能会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监控和功能蔓延。
这些新的监控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将引导中国人民的行为还有待观察。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此的反应，特别是在疫情后它们被用于非健康目的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