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matthew-went-to-get-his-iphone-fixed-and-spent-the-next-five-years-in-a-beijing-jail-20250211-p5lb6p.html
新加坡：澳大利亚人马修·拉达尔（Matthew Radalj）在2020年1月时在北京经营一家服装生意。
他有一天早上离开公寓，前往一家电子市场取回几天前送去维修的手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在监狱中度过了近五年，拉达尔自述他遭遇勒索企图以及一套99%定罪率的司法系统下的不公正待遇。
在他声称的折磨条件下，他被迫承认了偷窃自己手机和现金的罪名，并被指控激烈反抗逮捕。
拉达尔在被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后四个月，与他的狗梅梅的合影展现了他在被捕前的生活。
今年初，他回忆起与其他约100名囚犯一起在监狱劳动系统中每周大多数工作日花费八小时进行繁琐的工作——如将杂志装入信封、填装塑料袋里的优惠券贴纸、组装小型电子元件。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的收入不足1美元。
每天早晨，囚犯们还要在播放中国共产党宣传“红色”歌曲中被迫行进。
“我爱你，中国。”拉达尔说，歌词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整个中国体制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让你遭受痛苦。
到了某个时刻，你甚至不再是一个人。”
市场维修的失败：
拉达尔说，2020年1月3日，他到达电子市场时，店主韦（Wei）将原定的修理价格抬高了一倍多，提出了新的交易。
现在修理他那部破损的黄色iPhone 11要收费3500元（约合767美元），但韦的朋友要以1000元的价格买下手机来偿还他的债务。
拉达尔拒绝了这个交易，付了原定的价格，拿上手机离开。
然而，在他出市场时，被手持胡椒喷雾和电击棒的保安围住。
他表示，他奋力反击，抓住胡椒喷雾并喷向其中一位保安，夺走电击棒后击倒了另一位保安，然后被一群人追赶到街上，最终被制服。
“我基本上得为我的生命而战。”他回忆道。
“我不是一个在中国度假的流氓在挑衅当地人。
这是一场敲诈。”
拉达尔说，在被捕之后，他在拘留中心遭遇了残酷待遇，直到同意签署一份“宽大处理文件”承认抢劫罪名。
在冬季零下的气温中，他被迫裸体在户外待过，且在音响里播放着静电声的房间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接触到金钱，无法购买牙刷、卫生纸或内衣，也无法与家人或朋友联系，他们也愈发担心。
拉达尔表示，他在北京第三拘留中心被关押了504天，之后转至北京第二监狱，在那里度过了1230天。
拉达尔在2008年首次与马滕·杰拉德（Maarten Gerard）相识，当时他在澳门担任获奖调酒师。
杰拉德表示，当拉达尔在2020年停止回复信息时，他和他的朋友们感到担忧。
“他基本上消失了。”杰拉德说。
“当我得知他在中国入狱时，我立即想到这肯定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在当时，中国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在中国法律制度下的任意状态：
拉达尔的故事明显例证了各种情况的结合、严厉的法律和执法以及地缘政治斗争如何以毁灭性的方式使外国人处于中国刚性法律体系的任意状态。
他的情况因新冠疫情的到来而变得更加严峻，此期间监狱被封锁。
这也使领事接触变得困难，同时在莫里森政府时代加剧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紧张。
“即使在警察局，他们也在说：‘你是澳大利亚人，这是中国。
澳大利亚不是我们的朋友。”拉达尔说。
在拉达尔被捕时，澳中双边关系自2018年起就一直下滑。
澳大利亚日益担忧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出台了外国影响法，并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的建设。
但在2020年4月，澳大利亚在新冠病毒起源的独立调查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中国对此做出了反应，对关键的澳大利亚出口实施了200亿澳元的贸易制裁。
尽管外交关系自那时起有所缓和，但仍然不稳。
曾在中国担任英国反欺诈调查员的彼得·汉弗雷（Peter Humphrey）表示，拉达尔的案件与他所遇到的其他案例相似，警方与商家之间相互勾结，针对外国人。
他表示，逼迫供词是中国司法体系的核心。
“当你被捕入狱，从第一天起，只要决定将某人关押，任何签署该命令的人就立即在此事上有政治利益，决不可能推翻。”他表示。
外界几乎无法独立验证拉达尔的说法。
他的逮捕、判刑或释放的消息直到上个月才由天空新闻主播陈蕾（Cheng Lei）披露，她本人也在北京因毫无依据的指控入狱三年。
法庭文件中包含有关当局事件的版本，拉达尔对此表示拒绝——他们声称他承认从韦那里抢了1000元，偷了一部iPhone 11，并“使用胡椒喷雾和暴力手段抵抗”逮捕。
他在2020年11月被判刑，接受了只有几分钟的审判，并被判四年，韦则在法院获得了他的iPhone。
中国当局声称其司法系统依据法治原则运作；然而，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在中国监狱中的澳大利亚人：
拉达尔是2024年在中国被监禁的64名澳大利亚人中的一员，其中许多人因与毒品相关的指控而入狱。
他们的案件大多鲜为人知，往往是由于家属被建议说，倡导只会使他们的境况更糟。
拉达尔在描述其严酷的监狱经历时，部分情况与目前也在北京第二监狱的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Yang Hengjun）的待遇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