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uow.edu.au/media/2021/morrisons-dilemma-australia-needs-a-dual-strategy-for-its-trade-relationship-with-china.php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前往英国G7+峰会的途中，日前在珀斯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有利于自由的世界秩序”的演讲。
他提到，“澳大利亚已做好准备承受近期经济胁迫的能力”。
作为应对经济胁迫的“最实际方式”，他呼吁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改革，尤其是“恢复全球贸易机构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不难理解他所指的对象——中国。
但是，莫里森在呼吁改革WTO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时面临一个难题，中国已对澳大利亚的牛肉、小麦、龙虾、木材和煤炭的出口施加了阻碍或限制，并对大麦和葡萄酒征收高额关税。
但实际上，破坏WTO作为全球争端解决机制作用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实质上使该组织的上诉程序无法运作。
莫里森政府通过强调中国的经济胁迫，试图引起美国及其他国家对WTO改革的关注，这是一场冒险的游戏。
这可能会浪费一个更为建设性地与中国接触的机会，尤其是在共同利益方面。
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在过去18个月中，随着外交关系的恶化——例如在澳大利亚率先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的贸易限制逐步升级。
到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准备首次就中国对其征收80.5%关税的大麦向WTO提出投诉。
目前，莫里森政府正考虑针对中国对其葡萄酒最高达200%的关税提出第二项WTO投诉。
上诉法庭悬而未决
WTO于5月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审查大麦关税。
即使澳大利亚赢得案件，也面临着中国在WTO裁决后采取行动的时间不确定性。
但在这之前，WTO做出最终裁决的难题依然存在。
像其他法庭系统一样，WTO也有一个称为上诉机构的上诉机制。
上诉机构本应有七名成员，并要求三名法官具有法庭审理上诉的法定人数。
成员任期四年，任命需要WTO164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然而，美国在过去四年内全面阻止了所有任命和续任。
目前，上诉机构没有成员。
因此，如果其中一个争议方提出上诉，任何提交给WTO的争端都无法解决。
如果澳大利亚赢得诉讼后中国提出上诉，该争端将因尚未能审理上诉而搁置。
共同的贸易利益
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和中国具有共同立场。
例如，在2018年，他们与其他国家联手推进任命上诉机构成员。
在莫里森的讲话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改革问题上，他们也有共同的利益，比如数字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
减少贸易中塑料污染是一个例子。
然而，莫里森的演讲倾向于强调差异，而非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共同利益。
他说：“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加剧的竞争。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处理这场竞争的任务是管理它。
竞争不一定导致冲突，也不应当 justify 强迫行为。”
双重策略的必要性
莫里森的演讲确实承认了“所有国家都应参与全球体系”的必要性。
他说，澳大利亚“准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就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对话，当他们准备好与我们对话时。”
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要求远不止于此。
政府需要做到“边走边嚼口香糖”。
尽管其对WTO改革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但它不能忽视在今后通过与中国的互动与合作来推动该项改革。
这并不容易。
有一些重大差异使澳大利亚与其盟友和中国分隔开来。
中国政府在其经济中的介入远超过促进WTO最初建立时的市场导向理念。
和平谈判这些差异将需要在贸易法和政策边界的微妙对话。
而这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行的。
任何WTO改革都需要中国的参与。
找到恢复改革后的WTO上诉机构共同立场可能是缓解这种不信任的起点。
这可能为两个国家缓和关系并更接近解决争端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