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australia-s-predicament-navigating-new-era-techno-nationalism
近年来， 美国政策越来越关注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
拜登政府最新针对数百家与半导体相关的中国实体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表现出扩大 “小院高墙 “的政策思路。
这一努力回响起曾经以高效著称的供应链，而如今却被视为战略脆弱点。
通过武器化出口管制、补贴和投资审查， 并放缓中国的技术崛起， 华盛顿旨在保卫自己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对此，北京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
中国对关键矿物如镓、锗、锑和超硬材料的广泛出口限制， 突显了其作为全球重要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系统和现代防务应用关键输入物的领先生产国的战略杠杆。
北京愿意将其资源禀赋作为地缘政治谈判筹码， 还鼓励主要行业协会推动企业远离美国半导体，加速中国的技术自给自足。
这表明北京已准备好将其国内技术市场作为反攻的一部分。
这种双向挤压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科技民族主义时代。
各国不仅寻求技术自给自足， 还在关键技术上主张主权。
因此，开放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的传统观念正在让位于竞争对立的阵营，以及限制知识、人才和硬件流动。
然而， 这种压制带来了风险。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客户， 占全球半导体市场收入的约65.6%。
市场的突然脱钩可能会为美国芯片制造商创造级联效应， 迫使他们急于寻找其他买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本土生产商曾被更先进的外国供应商所掩盖， 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扩大规模， 提升技术——依赖一个现在被迫“买国货”的内需市场。
尽管澳大利亚是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国， 但在中游加工和下游制造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中国。
与此同时， 资源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塑造战略竞争的强大力量。
对关键矿物（如锂、钴、稀土元素等）的控制已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杠杆。
这些材料是绿色能源转型和下一代技术（包括先进电池、电动汽车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基础。
虽然历史上资源丰富国家利用商品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先例已经存在， 但今天的博弈更加复杂：不仅仅是拥有原材料， 还包括控制整个供应链，从加工技术到制造能力。
尽管矿藏分布在全球， 中国在许多关键矿物的生产和加工上处于主导地位， 暴露了现有供应链的脆弱性。
作为回应，美国、 欧盟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在多元化供应链， 寻求在友好国家寻找可靠来源，并建立国内加工基础设施。
这种常被称为“友岸化”的做法使得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处于战略争夺的中心——这一过程既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也加大了选择阵营的压力。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多种关键矿物储备。
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民主国家， 并且融入西方安全架构， 它被争相推向加入美国主导的框架，比如矿物安全伙伴关系。
这样的交易可能为澳大利亚的出口打开新市场， 吸引对本地加工和制造的投资， 增强供应链安全（西方的安全）。
然而， 澳大利亚的立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尽管它是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国， 但在中游加工和下游制造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中国。
因此，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面临直接的产能和成本约束。
建立一个复杂的国内加工产业或者与替代市场（如日本或韩国）合作， 将需要时间、资本和技术专长。
此外， 未来的价格波动可能会破坏这些投资的商业可行性；例如， 最近锂价格的下跌已经对国内锂加工计划造成质疑。
这一困境突显了战略对冲的更广泛困境。
加深与美国的安全联系， 或可能更明确地加入遏制中国技术雄心的努力， 可能有助于保障澳大利亚的长期利益。
然而，堪培拉的选择将受到华盛顿和北京的密切关注， 可能会限制其在大国紧张局势加剧时代的外交机动空间。
美中科技竞争的相互制衡正在滋生一种恶性循环， 促使美国和中国更加深入地追求自给自足。
这种趋势预示着未来将出现相互独立的技术生态系统， 几乎不再互联。
这种碎片化将增加成本， 减缓创新， 并迫使各国建立尴尬的伙伴关系， 努力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弹性之间取得平衡。
“伟大的技术脱钩”迫使各国重新思考旧有假设：开放贸易可能不再确保稳定或增长， 对单一大国（无论是市场还是组成部分）的高度依赖，使得其面临重大的脆弱性。
而不是被动旁观， 第三方国家需要通过审慎的外交参与和多样化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来迎接未来。
这应涵盖双边资源交易和多边框架， 从而增强韧性。
最终， 错失对齐的代价在以科技民族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主导的世界中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