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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人历史主要是以男性的历史来叙述的,人口数据对此有所揭示——到1901年,澳大利亚的华人男性几乎达到30000人,然而女性则不足500人。
尽管她们的人数较少,但新兴的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华人女性生活中令人惊讶和鼓舞人心的故事。
例如,您是否听说过达尔文出生的莱娜·李(Lena Lee)——教师、簿记员以及1920年代末达尔文中华民族主义党的副主席?或是温·方(Gwen Fong)——活动家、学生共产党员和医生,1947年从墨尔本大学医学毕业?
当我们关注像这样的女性生活时,澳大利亚历史的理解会发生什么变化?
到20世纪初,华人社区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虽然这个群体受到边缘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殖民地,寻求新的机会以支持自己和他们的家庭。
几乎所有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是男性。 大多数是劳工移民,来到殖民地工作并将钱寄回家——通常被称为“暂居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生活和生计,并对那里有了未来的设想。
只有少量妻子和孩子前来与丈夫团聚,其他男性则与白人女性或土著女性组成了当地家庭。
从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早期阶段,男性就注意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意味着,他们通常不考虑迁移家庭。 除了限制华人人权的法律和政策外,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条件也十分严酷且孤立,尤其是在淘金点和乡村地区。
“难道这是可以想象的吗?”,路易斯·阿·穆伊(Louis Ah Mouy)、赵向东(Cheok Hong Cheong)和刘公蒙(Lowe Kong Meng)在他们1879年关于《澳大利亚的华人问题》的论文中问到。
因为华人被视为“弃儿与贱民”,并“受到澳大利亚‘无赖’的侮辱与攻击”,他们为何还要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呢?
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女性留在海外也有很强的理由。
大多数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均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他们的故乡,生活中心围绕着祖宅和村庄,已婚女性则肩负照顾公公、抚养丈夫的孩子和守护丈夫家族的祖先神位的角色。
极少数女性在没有作为妻子、女儿或女佣的情况下拥有迁移海外的自主权。 因此,女性和女孩的移民到澳大利亚大多是在家庭的背景下进行的。
尽管人口数据确实显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华人女性人数较少,但也表明华人女性和女孩实际上是身处其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女性和女孩在澳大利亚的人数日益增加,通过移民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女儿。
这与19世纪的反华移民法律,以及1901年后“白澳政策”的持续歧视性措施形成鲜明对比。 保持华人女性的缺席是维护“白澳”的中心。 正如阿尔弗雷德·迪肯(Alfred Deakin)在1905年国会中所言:
“如果我们开放大门,允许华人女性和儿童的大量涌入,将会扭转政策……并推翻我们所取得的所有好处。”
研究过去中国澳大利亚女性的生活面临特定的挑战,从看似简单的识别她们的名字,到寻找讲述她们生活的历史来源。
19世纪华人女性生活的零散痕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方法。 我们需要采用多样的来源——从出生证明到婚礼照片,再到与后代的访谈。
通过仔细查看像玛丽·张(Mary Chong)和汉·霍普(Ham Hop)这样的华人澳大利亚女性的故事,我们得以发现许多有趣和鼓舞人心的故事。
汉·霍普出生于1883年左右,1910年来到澳大利亚,是一家吉朗商人的妻子。
这对夫妇十年前在中国结婚,但一直生活在一起。
根据《移民限制法》第四条给予临时许可抵达后,汉·霍普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她的丈夫为她争取在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的权利。
尽管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来自基督教教会的支持,汉·霍普和她的两个澳大利亚出生的女儿最终在1913年被迫离开澳大利亚,面临驱逐威胁。
汉·霍普被报道在离开时表示:“我不喜欢你们的政府。 人们希望我们留下来。 人们非常好。但是你们的政府逼迫我们离开。”
玛丽·张于1908年出生在达博,成为第一位毕业于澳大利亚大学的华人女性(悉尼大学,学士学位1929年,教育文凭1930年)。
流利的英语和粤语的她毕业后,成为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的英文秘书。
玛丽的职业生涯随后带她前往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府和媒体工作。
在生活的后期,她与丈夫和他们的孩子回到澳大利亚。
通过细致观察华人女性和女孩的故事——如玛丽·张、汉·霍普、温·方和莱娜·李,我们新发现了国家历史的新侧面,以及与中国的长期联系。
我们还看到了,生长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华人澳大利亚女性的生命历程,受到社会、家庭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但并不一定被其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