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sydneycriminallawyers.com.au/blog/rising-islamophobia-goes-unchecked-asserts-egyptian-mother-from-bankstown-kmart-attack/
2024年12月20日下午3点45分，在悉尼银行镇的Kmart商店，一段安静而平常的购物经历被打破，随着凯莉·法鲁基亚（Kelly Farrugia）大步走下过道，向一位埃及母亲发起令人震惊的仇恨攻击，其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这位埃及母亲马里亚姆（Mariam）在商店中穿着一件支持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T恤，上面印有如今备受争议的口号“从河到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法鲁基亚愤怒地用手指着马里亚姆，朝她的脸大喊：“你为穿着‘从河到海’感到自豪吗？”
随后，法鲁基亚将她的右手向马里亚姆的脸挥舞，怒吼道：“去你的，真主。每一天都如此。滚开！”
马里亚姆因对女儿安全的担忧，决定用手机记录下这段事件的最后一部分。然而，当法鲁基亚离开后，她的困扰并没有结束，拨打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请求帮助也变成了另一个挑战。
事实上，在事件发生超过24小时后，马里亚姆首次收到了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消息。
**偏见的表现**
澳大利亚伊斯兰仇恨登记处（Islamophobia Register Australia）上个月向SBS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社区中报告的伊斯兰仇恨事件增加了530%。
然而，像马里亚姆在银行镇Kmart所遭受的伊斯兰仇恨事件，未能在媒体上得到适当报道或引起政治家的重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犹太主义事件却频频被媒体关注，这表明对上升的仇恨犯罪存在偏见。
这一不均衡的处理方式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于2024年7月早些时候任命吉莉安·西戈尔（Jillian Segal）为反犹太主义特使的决定中进一步展露出来，旨在应对针对犹太人的持久偏见，尽管顶级官员也表示会任命一位特使来应对伊斯兰仇恨。
然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任命阿夫塔布·马利克（Aftab Malik）为伊斯兰仇恨特使之前，又过了12周。这一延迟对社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从河到海”**
法鲁基亚对马里亚姆的攻击，特别是针对这一口号“从河到海”的表现，凸显了澳大利亚政府和主流媒体，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尝试禁止并将其犯罪化的意图，声称这一口号具有反犹太主义色彩。
然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所属的利库德党（Likud Party）一直将“在海与约旦之间，只有以色列的主权”作为其政纲的一部分。
当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国际法庭发出逮捕令。
悉尼刑事律师（Sydney Criminal Lawyers）与马里亚姆交谈，了解她在Kmart被法鲁基亚攻击时感受到的恐惧，以及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的冷漠和对未来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希望。
马里亚姆，凯莉·法鲁基亚在Kmart袭击你和你的女儿的视频迅速传播。
在视频中，法鲁基亚走向你时显得相当具有威胁性，她开始朝你的脸尖叫侮辱。
你能否更详细地描述一下她是如何气势汹汹地走向你的？
“大约在视频拍摄前的一分半钟，我和女儿在卫生间用品区的一个过道上，我们注意到有箱子被扔向我们。我们看不清这些箱子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在大约30秒后，那个女人出现在过道里，站在我身后。她将手臂绕在我身边，把我身体挡在她和货架之间。然后她开始把箱子扔向我。”
“我记得她没有碰我，但是我被夹在她和货架之间。”
“随后，她走进主过道，走开了约10到15米，然后开始回头朝我做出威胁手势。”
“我清楚记得她缓慢做出割我喉咙的手势。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然后她开始朝我走来，这时我拿出手机开始录制。”
“我感到恐惧。我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必须被记录下来。”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视频中所显示的。”
你在事件结束后拨打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电话请求帮助，但等待的过程非常漫长。那时发生了什么？
“保安大约花了8分钟才到现场，我大约在事件发生后2分钟拨打了警察电话，所以在事件发生后十分钟内我就已在电话中。”
“保安告诉我，我应该打电话给警方，因为他们会比保安更快。”
“我拨打了银行镇警察局的电话，但无人接听。然后我拨打了紧急电话，被转接到我认为是当地警局的电话。警方记录了我的所有信息和事件的细节，并询问我所处的位置。”
“我相信他们与保安进行了联系，但保安并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
“在挂掉电话前，我问他们大概多久会来。他们说会派最近的警车，很快就会到。我于是继续等待。”
“我的女儿有一个约会。等了一段时间后，我问女儿是否想去约会，她说想。”
“于是，我带她去，然后回去查看商店经理，经理说警察仍然没有到。他说，‘抱歉，他们今天可能不会来了。’”
“在事件发生后两到三个小时，我就回家了，警方给我的消息完全没有。”
“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朋友和家人。然后在凌晨3点时，我无法入睡。因为我没听到警察的消息，我开始想，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就把事件的录像片段发布在了网上。”
“到了早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事件。人们联系我询问警察是否联系过我，我告诉他们没有。”
“后来，我与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决定在星期日早晨去银行镇警察局进行抗议。”
“这次抗议活动在星期六大约下午5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名指挥官告诉我，第二天他已经看过那段视频，并在那时要求所有值班的人员跟进此事件。”
“此外，社区还发出了一些呼吁，晚上10点时，警方前往一些人的家中，要求他们撤下帖子，以平息社区的愤怒。”
“他们说，不想让社区到银行镇警察局，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暴动和破坏建筑物。”
“我与警方就此进行了交谈，星期天当我去警察局时，他们道歉并解释说，他们必须优先处理这个问题，但投诉由紧急电话传递的渠道出现了问题。”
“指挥官说他会获取通话记录，查看为何没有优先处理此事件。他们称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归咎于不得不优先处理的情况和人手不足。”
那么你第一次听到警方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事件发生后的星期六大约5点钟，警方开始联系我。那时，我的女儿显露出明显的焦虑。”
“我们已经决定星期天早上去银行镇警局。”
“所以当警方开始与我联系时，我告诉他们我会去警局的，然而我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去。”
“他们说希望我当天能去警局。我告诉他们，我们可能第二天去。”
“他们说他们会再打电话回来，但当我回拨时，我又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银行镇警局从来没人接电话。”
“昨天我填写一些细节时拨打了他们的电话，希望能得到关于案件的更多信息，但没有人接听。两次拨打电话，等了三分钟，都无人接听。”
“在我向警察局的督察说明此事时，他说他们人手不足，系统需要更新。他还要求我提出投诉。”
“我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你是警察。当我们拨打你的电话时，我们需要你在我们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保护我们。”
“他说，‘是的，但银行镇警局在建筑物中租了两层，房东不让我们更新电话线。’”
“我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事。’”
“因此，可以看出，社区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来保护。在这方面是个问题。而警方居然要我们去提出投诉，因为他们人手不足，真是完全荒谬。”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镇警察局。在此之前，我们在门口举行了集会。大家在进入警局时对他们道歉。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需要优先处理案件，而通过紧急电话报告的投诉出现了问题。”
“指挥官表示，他将获取通话记录，以查明为何没有对此事件优先处理。关于此事，他们称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人手不足而存在。
**暴力事件的形势简介**
你参加了12月22日的银行镇警察局集会，并在此类集会中提到你所遭受的事件并不是近期唯一此类事件，而是“只是一种记录”。
你能谈谈类似事件的发生情况吗？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事件通常没有被听到？
“这些事件时常发生。其实我和女儿之前也遇到过。在任何与亲巴勒斯坦有关的活动中，我们都曾受到过攻击。我们在乌隆冈的一个集会上遭到攻击。”
“在悉尼的海德公园集会上，攻击时常发生。”
“显然存在未报告事件的问题。许多人不愿开口，许多人也未报告，我相信社区普遍对执法部门处理他们的需求的能力失去信任，认为他们的安全并不是优先事項。”
“这是社区广泛流传的共同感受。因此，很多人不再报告。但是即使有人报告，案件也未能得到合理的重视，尤其是与其他我们听说的事件相比。”
“这就是你为什么听不到这些事情的两个主要原因。此外，就算事情被报告出来，它们也不会获得媒体的关注。”
“伊斯兰仇恨登记处提到，自10月7日以及亲巴勒斯坦运动开始以来，反穆斯林事件和仇恨犯罪增加了530％。”
“你进一步提到，像你和数个参与亲巴勒斯坦运动的人最近在社区中经历的微观级别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由‘上而下’传播的。”
你能谈谈这个如何运作的吗？
“显然，这个问题在于有一个议程。政府和许多政治家选择了一边站队，支持一方。”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很多不知情的人，政治家在主流媒体上的言论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切都受到政治家和主流媒体的影响。”
“当阿尔巴尼斯说‘从河到海’是暴力口号时，公众就会听信这一点。”
“因此，当我说这句话或者在那天穿着印有此口号的T恤时，路人会理所当然地将我视为暴力，因为总理这么说。”
“这些言论直接导致了暴力的发生。”
“我们知道，许多政客选择了以色列一侧。前外交部长丹尼斯·理查德森（Dennis Richardson）曾表示，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语言，轻易就会转化为国内对社区的暴力行为。”
“这正是这些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举动、言论与评论使得暴力有理可循。”
“他们大谈社会凝聚力与中立，但例如克里斯·敏斯（Chris Minns）在歌剧院上灯光照射以色列国旗，似乎暗示政府已选择立场。”
“因此，很多公众认为政府选择了一方，许多人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跟随，如果你想当真正的澳大利亚人。”
“从教育角度看，我自己也是一名教师，当雅森·克莱尔（Jason Clare）作为教育部长，应该代表我们所有人时，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目睹自己在加沙逝去的亲人和朋友的学生走出课堂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时，克莱尔威胁他们，如果缺勤，他们的出勤记录会受到影响，错过的考试将无法补考。”
“这显示出政客投身于单方选择的程度。这个现象在教育制度中传播着对亲巴勒斯坦运动的敌意。”
“在11月，一名刚完成HSC的学生，目睹自己家庭遭受屠杀，而在毕业典礼上，他因佩戴巴勒斯坦围巾而被拒绝入内，当他拒绝脱去围巾时，保安将其拖出场地，导致他无法参加。”
“如果没有政客和部长采取明显立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对亲巴勒斯坦运动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的种族主义和不公对待是被政客们直接激发和鼓舞的。”
**对未来的展望**
最后，马里亚姆，我们在讨论大约15个月前蓬勃发展的自由巴勒斯坦运动时，如何看待这一多元化的亲巴勒斯坦运动？你认为它在未来的重要性是什么？
“当前的亲巴勒斯坦运动在现代历史中是空前的。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团结站起来，为正义而战，抵制对加沙的灭绝，这种景象是前所未有的。”
“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鼓励人们继续抵抗这种压迫。这是完全令人震惊的。”
“库库大叔Wayne Wharton，一位库马穆里（Kooma Murri）人，在2024年10月20日的海德公园亲巴勒斯坦集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受到了质疑，正在被追责并迫使其屈服。”
“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是的，这一切都始于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但同时，这也是对过去五个世纪殖民主义、压迫及帝国主义的警醒，并将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这种压迫。”
“展现出一种前行的愿景，正如大叔所说，将帝国主义推向跪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斗争 — 一场终身的斗争。但在加沙地区目前正在目击的残酷程度之下，它正在被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