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theconversation.com/morrisons-dilemma-australia-needs-a-dual-strategy-for-its-trade-relationship-with-china-162424
在前往今年在英国召开的G7+峰会的途中，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珀斯发表了题为“有利于自由的世界秩序”的演讲。
他谈到了“澳大利亚在近期抵御经济胁迫方面的准备”。
他认为，“解决经济胁迫的最实际方式”是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特别是“恢复全球贸易机构的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并不难判断他所谈论的“经济胁迫”所指的对象——中国。
然而，莫里森在向WTO改革提出呼吁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时，面临着一个难题。
中国已封锁或限制了澳大利亚的牛肉、小麦、龙虾、木材和煤炭出口，并对大麦和葡萄酒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但并不是中国削弱了WTO作为全球通过约定规则与程序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
这方面的责任应归咎于美国。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实际上使这个组织的上诉程序失去了效力。
通过强调中国的经济胁迫并利用这一点来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莫里森政府正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这可能正在浪费一个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在共同利益上进行接触的机会。
在过去18个月中，随着中澳关系的恶化——受澳大利亚主导呼吁对COVID-19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
到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向WTO提出对中国的首次投诉——针对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的五年期80.5%的关税。
目前，莫里森政府还在考虑对中国征收高达200%的葡萄酒关税提出第二次WTO投诉。
WTO已于5月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审查大麦关税。
即使澳大利亚赢得了案件，它仍面临中国在何时执行WTO裁决的不确定性。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WTO能否作出最终裁决。
像其他法院系统一样，WTO拥有一种称为上诉机构的上诉机制。
上诉机构应当有七名成员，并需要三名法官成立法庭以听取上诉。
成员的任期为四年，任命需要WTO的164个成员国全部同意。
然而，美国在过去四年中已阻止了所有新成员的任命和重新任命。
因此，上诉机构目前没有任何成员。
因此，如果争议的一方提出上诉，所提交的案件将无法解决。
如果澳大利亚赢得了对中国的案件，而中国又提出上诉，那么该争议将会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直至上诉机构能听取该上诉。
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以2018年为例，他们与其他国家联合推动任命上诉机构成员。
他们在莫里森演讲中提到的其他一些贸易改革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例如数字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
减少塑料贸易造成的污染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莫里森的演讲更多地强调了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差异，而非共同利益。
他说：“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着加剧的竞争。
“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
“任务是管理这种竞争。
“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
“也不应以竞争为借口进行胁迫。”
莫里森的讲话确实承认需要“所有国家参与全球体系”。
他说，澳大利亚“随时准备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包括与中国进行讨论，共同应对挑战”。
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要求的不仅仅是做好准备。
政府需要做到真正的“走路和咀嚼口香糖”的双重战略。
尽管WTO改革的主要动机可能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但它不能忽视通过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合作来推动改革的必要性。
这将并不容易。
中国与澳大利亚及其盟友之间存在一些巨大差异。
中国政府对其经济的干预程度远高于当初推动WTO建立的市场导向理念。
在贸易法与政策的界限上和平谈判这些差异，将需要微妙的对话。
在相互不信任的环境中，这将是不可能的。
任何WTO改革都需要中国的支持。
在恢复和改革WTO上诉机构方面找到共同立场，可能是缓解这种不信任的起点。
它可能为两国缓解紧张局势并朝着解决争端迈进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