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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马克·王仍然记得在2000年代，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曾活跃且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那时候，学生的兴趣、政府政策和对中国研究的资助都非常强劲，”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王教授表示。
“澳大利亚的大学曾经招聘了很多中国相关的专家，比如我，研究和教授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
我曾经有资助，每年带数十名学生去中国，访问城市和乡村，认识很多普通中国人。”
但王教授表示，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现在处于困境中。
在5月份，60名中国学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即联邦政府的主要非医学研究资助机构，称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状态已经达到“危机点”。
这封信引用了一份政府资助的关于澳大利亚中国知识能力的报告，发现过去十多年中，ARC资助的中国相关研究项目急剧下降，2023年没有获得任何项目资助。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对中国研究的资助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
王教授表示，ARC是中国研究人员“最重要和主导”的资助来源，没有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是不可能的。
他说，他最后一次获得ARC资助是在2017年，用于研究中国从南方湿润地区向北方干旱地区的水资源调配。
“那个资助大约为50万美元，使得澳大利亚和墨尔本大学成为全球中国水管理的知识中心，”他说。
王教授表示，该研究对澳大利亚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
“现在我们只能利用大学提供的小额资助，进行小规模项目，”他说。
“一些研究人员转向其他地区而不是中国。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在许多全球挑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时候停止对中国研究的资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ARC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不会根据主题或国家对研究项目进行推荐或拒绝。
他没有回应ABC关于中国相关研究资助下降原因的查询。
王教授曾带学生前往中国乡村和城市进行实地考察。
虽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处于低谷，但在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情况则要好得多。
根据最近的报告，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建立近40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数量超过全球其他地方，包括澳大利亚本身。
王教授表示，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澳大利亚政府在2020年建立了国家澳中关系基金会，为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些资金。
对中国研究的“恐惧气候”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相关研究开始被视为一个充满恐惧的领域。
2017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强调国家安全风险，并努力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的安全机构和高级政府部长日益公开谈论中国在大学领域的间谍活动。
这随之而来的是2019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迅速恶化。
“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上担心是合理的，但这在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群中造成了恐惧气候，”古德曼教授表示。
“民族主义已经取代了我们15年前的国际主义。”
媒体与传播领域的中国学者麦琪·英江表示，针对中国的学者往往面临不公平的标签，特别是当他们没有采取“反中国”的立场时。
“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澳大利亚人，我的经历表明，除非你采取明确的反中国立场，否则在这个领域的人往往会被不公平地标记或描述，”她说。
“公共话语通常将学术探究与政治议程混淆在一起。”
一名学者表示，情报机构要求她监控中国学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严厉批评澳大利亚国内情报机构，称其要求她监控中国国际学生，并在两国关系恶化时给中国研究带来了“寒蝉效应”。
澳大利亚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CRI）主任詹姆斯·劳伦斯表示，对中国研究者的敌意可能是“恶毒的”。
“[有种观念是] 如果我对中国不够强硬，那么显然我就是一个叛徒，”劳伦斯教授说道。
“我曾被指责为传播者和亲中派，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被其他学者这样称呼。
“我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劳伦斯教授表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为研究人员寻找替代资助来源设置了障碍。
“私人资助减少了，因为澳大利亚公司不想承担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风险，”他说。
“我中心90%的资金来自于我的大学，但许多其他大学已经关闭或减少了他们的中国研究中心。”
由于国家安全研究的审查，智库ASPI将面临公共资助削减
劳伦斯教授表示，“事情已经有所好转”，因为自2022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任以来，中澳关系逐渐回暖，但资金形势依然严峻。
最近发布的瓦尔吉斯评估提到需要解决澳大利亚在中国专业知识上的“系统性失败”。
一项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尤为显著。
调查显示，今年调查的4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华裔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动员来破坏澳大利亚的利益和社会凝聚力，高于2022年的42%和2021年的39%。
对中国知识的大学教育不足
根据去年澳大利亚人文学科学院发布的《澳大利亚中国知识能力报告》，国家安全风险的强调使得学生、早期研究者和年轻专业人士不愿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中国专业知识。
报告还发现，澳大利亚大学在中国教育和培训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和衰退迹象”。
许多大学已经关闭或减少了他们的中国研究中心。
根据报告中对墨尔本大学的案例研究，整体中国研究课程的注册人数有下降趋势。
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是否因为外交关系日益紧张而对中国失去兴趣？
劳伦斯教授表示，他并不认为学生们对中国的兴趣减少了。
“这更像是一种‘务实的计算’，”他说。
“我每月收到关于ACRI职位的询问，但没有资金。
“然后，还有获得安全通行证的问题。”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古德曼教授表示，澳大利亚缺乏对中国地方地区的知识。
接受ABC采访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研究的衰退正在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古德曼教授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澳大利亚将没有足够的人具备应对中国复杂局势的知识。
“我们曾经有很多人学习和了解中国，”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缺乏先见之明或意识形态而放弃这种优势？
“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温和的熊猫——因为他们不是——但也不要因小失大。”
他说，澳大利亚已经缺乏对中国各个地区的知识。
王教授表示：“即使在冷战期间，面对相对的超级大国，双方也没有停止对彼此的研究资助。
“没有对中国的知识，决策者在做出愚蠢或冒险决定时的风险将会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