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政策的演变与挑战

图片源于: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economics-security-and-australias-china-debate/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许多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所困扰的话题。从凯文·拉德(Kevin Rudd)提出澳大利亚可能充当中国的“zhengyou”(诚实朋友),到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将这种关系描述为由“恐惧与贪婪”定义,再到马尔科姆·坦布尔(Malcolm Turnbull)称中国为澳大利亚的“朋友敌人”,这三位前总理所使用的标签,象征着近年来澳大利亚在思考如何框定与中国的多层次关系时所面临的困难。

这种框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要容易得多,部分原因是当时中国正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格言“韬光养晦”运作,同时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经济政策界也逐渐将国家安全利益重新塑造为经济利益。1989年的《加尔诺报告》(Garnaut Report)和1993年的《国防战略审查》(Defence Strategic Review)明确认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于亚太地区,主要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以及澳大利亚能够在不必过于担忧中国崛起的战略影响的情况下,享受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

然而,随着经济与安全路径在2010年代的分歧,问题开始显露。澳大利亚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对大国冲突和中国经济崛起引发的地区秩序变动的警告,与2012年的《亚洲世纪白皮书》中对澳大利亚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占澳大利亚总贸易一半的乐观展望形成了鲜明对比。2013年,当时的通信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与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在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中的角色问题上,与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George Brandis)及澳大利亚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社区发生了分歧。这一事件标志着澳大利亚开始意识到缺乏政策和制度框架来实现防务、经济和外交政策的综合方法,以同时实现安全和经济繁荣。

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重新定义,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挑战感知以及美国自身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挑战的重新评估。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了经济问题的高度安全化,以及为应对中国在增强自身权力和国家安全时可能采取的经济手段而设立的各种机构。

尽管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安全问题,战略家们也在使用“地缘经济学”的语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但这也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因为澳大利亚对于经济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理解,已经与亚洲国家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和实践脱节。

在过去十年间,尽管对经济制裁、国家行为和“地缘经济学”的关注多了很多,但我们不能忽视,在亚洲,各国早已在故意选择与其对手进行经济交往。在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对安全的理解已相当全面,某些情况下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与其无限争论要优先考虑经济繁荣,还是国家安全,仿佛这是一个二元选择,我们的地区邻国已经很久以来就将经济问题视为与其国家安全深刻相连、并构成其基础。

以日本为例。这个国家从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强权侵略的危机开始,就已经理解到国家安全的深厚经济基础。这场危机最初促使日本采取国家宏观战略,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一种法西斯主义经济规划形式,最终给其东亚邻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并未终止其对国家安全与安全原材料供应、先进技术与工业的自主发展以及保障出口市场之间紧密关系的理解。相反,日本如続きを追求“综合安全”(sogo anzen hosho)战略,进一步加深经济开放、以及区域和全球多边主义,以确保这些经济资源和日本在不确定和挑战世界中的繁荣。

日本认识到,只有在开放的经济世界中才能保有安全,使其成为领导推动区域倡议的先锋,以实现与中国和美国的共赢。尽管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保护日本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不被中国侵蚀,但依然对中国保持经济开放的态度。

在东南亚,我们同样看到各国在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中谨慎选择。正如邱品璋(Cheng-Chwee Kuik)最近所展示的那样,美国-中国贸易战及美国对中国电信技术的限制迫使东南亚国家更谨慎地思考如何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导航。尽管它们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共同点在于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完全拥抱美国呼吁的“干净网络”,或是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即便是对中国风险最为谨慎的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依旧精心多元化其伙伴关系,以保障自身安全,确保不对单一经济大国的过度依赖(也即单点故障)。这些国家虽未选择华为作为其主要的5G网络供应商,但仍允许华为和中兴在其较小的网络中使用,并愿意与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其他功能领域进行合作。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已故意选择与日本这一重要对手进行经济干预,正是因为日本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冷战时期,经济接触的促成是基于认识到,若想实现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发展,就必须与日本这一潜在对手进行接触与学习。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接触也是避免对单一经济合作伙伴过度依赖的重要方式,且这种思维一直延续至习近平政府对“自我依赖”的实践。如果没有深刻的国家安全考量,习近平政府就无法得以深化与全球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

在东亚,安全感不足的认识使得东亚各国选择性、战略性地与对手进行经济接触。这些国家的做法并不是出于无知或被“收买”,也不是基于对和平的自由主义信念,而是基于对如何在不确定和受约束的世界中获得繁荣和国家安全的理性考量。

对于受到外贸影响更大的澳大利亚而言,东亚邻国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如何应对与实际或潜在对手加强经济联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权衡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该地区认识到,这些权衡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必须进行管理;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需要根据他们各自的背景、历史、身份及经济特征,决定在实现国家安全和自主权方面,需要多少国际经济整合。

然而在澳大利亚,我们对亚洲邻国如何应对类似政策挑战的关注仍然远远不足,而在政策及学术界层面,我们对美国、英国乃至欧洲的大国战略和经济政策则关注过多。

在阿尔班尼斯(Albanese)政府的领导下,澳大利亚的政策有所改善,承认深化与区域邻国(包括日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互动与理解的重要性。但这种调整依然处在初步阶段,因此比较脆弱。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总统选举使这一调整更加脆弱,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政策、媒体和学术界的注意力被迫聚焦于观察、预测和试图管理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政策设置的脆弱性还在于,当我们对于与中国的关系的理解变得极为困难,而其背后是难以形成深刻认识和专业知识的时期。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亲身经历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安全化对我们理解中国和维持政策背景下必要的专业知识产生的寒蝉效应。

在过去十年中,我曾被安全部门要求解释我访问中国的目的。我曾在堪培拉与华人学者交流时被监听并报告给我们的安全部门,还曾被澳大利亚安全部门邀请,询问我的课堂上中国国际学生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名研究中日关系已有二十年的学者,我并不对在中国工作与相关的风险感到天真。然而,我们已将对中国的深刻理解等同于此种理解等同于对中国的同意,或被中国“收买”。

我感觉自己在澳大利亚中国辩论中一直处于恐惧之中,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希望我的国家再以恐惧为导向,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现状。

该文章已根据艾米·金(Amy King)在2024年AIIA国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进行了修改。

艾米·金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副教授。

该文章以创意共享许可发布,可以在注明出处的情况下重新发布。

Ma Lin

Ma Lin is a sports journalist with an infectious enthusiasm for the world of sports. His coverage extends beyond the play-by-play to delve into the personal journeys of athletes and the broader impact of sports on society. Ma's vivid reporting captures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 while fostering a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the role of sports in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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