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oct/22/as-a-lebanese-australian-the-country-i-live-in-feels-hostile-to-my-pain-and-by-extension-to-me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与我在贝鲁特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是一个被迫迁移的人，我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
被迫迁移者和难民们为了寻求安全而逃离故乡。
自九月以来，已经有多达一百万黎巴嫩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许多人生活在街头、学校，甚至夜总会。
安全似乎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尺度，而显然并非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安全。
我和我的人民无法获得《难民公约》中承诺的安全，或者说我们应有的安全看起来截然不同。
作为一名国际法学者，我致力于研究难民文化遗产保护。
如果人们被迫迁移或者作为难民逃离，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够带上自己的文化物品。
我本是因为国际法的价值而参与这个领域，坚信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平等拥有生命与自由的权利。
但我渐渐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
在入侵、爆炸、战争和独立的纪念日之际，黎巴嫩面临着新的攻击。
对于这些袭击，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往往显得不够充分。
难道我们的新闻不值得被报道吗？
难道我们的伤痛不值得被描述，死亡不值得被计算吗？
死亡事件的描述似乎总是要经过资格审查，成为重要消息的标准。
而资格的评判者，恰恰是统计数据的掌握者。
每当我能够在夜晚安然入睡，醒来后我都急切地查看我的手机，想要了解黎巴嫩的最新消息。
消息告诉我：“发文的Issam今天被杀了”；“祖父母的墓地被亵渎了”；“我们曾经购物的Nouiri大街遭到了轰炸”；“我们和舅舅一起每年家庭团聚时去过的山区村庄被炮击了。”
每一则消息都在贬低这里所有发出的微弱声音。
梦想、计划和“成就”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将韧性仪式化，作为文化遗产来消费，而内心的伤痛也被日常生活所吞噬。
我在每一个被哀悼的孩子身上都看到了我的孩子，同时又怀疑自己是否拯救了他们。
悲伤与愤怒与攻击、辩解和无视相随而来。
无视是一种特权，而我这样一个有心人在黎巴嫩并不存在。
无助的感觉如同涌流一般向上下延伸。
所以，痛苦以三重的方式入侵过来。
第一步是通过消息。
第二步是通过对消息的报道。
第三步则是对消息的评论和反应。
我将韧性仪式化，以便于从痛苦中解脱，并继续我的生活。
然而这让我感到内疚，因为我正在遗弃痛苦，并弃置那些在黎巴嫩与我共同承受这一切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无权逃避痛苦。
我感到内疚，是因为我正在与我的家人和朋友、我的家乡进行分离挣扎。
因此，我会梦到回到黎巴嫩，重聚于同一个地方。
我似乎并未真正成为澳大利亚的一部分。
政治辩论围绕着我们如何抗议，而不是我们抗议的内容。
生活在一个对我的痛苦与我自身都显得敌对的国家，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绝望的事情。
而我在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归属感？
我工作并且交税，养活我的孩子。
我在我的痛苦中也显得有些同谋。
我对我家乡的毁灭感到内疚，而我又如何向我的澳大利亚孩子解释这一切？
告诉他们，他们是被看见的，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的生命是重要的，
不仅仅是数字。
我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再次游览巴尔贝克的神庙。
我们会在橙屋与海龟共度周末。
我告诉他们，这些死亡是我们的，而所有的死亡都是属于我们的。
重聚于失去之中，依旧保持韧性，同时承认这背后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