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china-blocked-my-visa-i-spent-three-years-getting-as-close-as-i-could-20240402-p5fgqc.html
疫情期间开始作为驻外记者的经历既是祝福也是诅咒。
这是几代人中最大的国际新闻故事，地缘政治令人着迷，经济成本惊人。
但是，这使得旅行变得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它给世界带来的死亡和痛苦。
边境关闭和签证问题意味着我和我的伴侣不得不推迟出发超过一年。
由于我的长期签证被拒，我的目的地不是北京，而是新加坡，在那里我们与我的同事Chris Barrett一起设立了新的亚洲办公室。
当我们终于在2021年4月离开悉尼机场时，只有一家孤独的烤肉店开放。
甚至麦当劳也关门了。
国际航站楼通常每年服务1460万乘客，但此时却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航班上的十几名乘客。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我锁在外面，因此我决心尽可能近距离地前往中国。
最终，它的行动放大了那些本希望被压制的声音。
我去蒙古采访了那些在中国最北部省份内蒙古看着蒙古语言和文化被抹去的老师。
北京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邻国，针对那些突然被逮捕和驱逐的流亡活动人士。
“我可能明天就死或者被谋杀，”蒙古语言老师巴利金玛·白在乌兰巴托外的蒙古包里告诉我。
“请告诉世界我们的故事。”
我们雇了一架直升机，试图到达位于西藏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脉，中印两国日益加剧的对抗。
直升机在试图起飞的过程中故障了三次。
这让我们以及我的编辑们感到足够了，于是我和同事索拉布·亚达夫驱车24小时，途经我见过的最危险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这些社区怀念与中国同事的联系，但随着两国政府的相互隔阂，这种关系已经染上了怀疑和恐惧的色彩。
“我记得我的祖先和长辈们曾经与中国人做生意，”马那最后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的印度茶馆老板哈伦德·阿里亚说。
“现在事情变了。”
在距离中国仅25分钟船程的台湾马祖岛上，我们发现一座高达10米的红色石碑矗立在海湾：“即使在睡觉时也要随时准备战斗，”碑上写道。
这座碑监视着一个因习以为常的威胁而生活的当地人口。
在香港和澳门，我与摄影记者丹尼尔·曾报道了两种文化在努力生存中的挣扎。
一位香港学生MJ说，自从北京在全球大都市之一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四年间，香港的自由身份已经被抹去。
“而世界其他地方似乎只是耸耸肩，‘哦，好吧’，”她说。
“你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决定你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
在非洲，我们找到了一些故事，讲述了中国投资带来的欢迎与剥削和腐败。
加纳政府在我与爱德华·阿德提的《血金调查》后展开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数十名矿工的死，以及由一家与中国国家有关的矿业公司从一家澳大利亚矿场偷走数亿美元黄金的事件。
在太平洋地区，我们与《60分钟》合作的报道显示，北京的影响力已经涵盖了包括基础设施、媒体、矿业、警务和卫生保健在内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些邻国。
“中方正在美化这个国家，”27岁的朱尼塔·哈维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新建的中国国家体育场外排队时说。
在所有中国的边境和经济合作伙伴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
尽管各国政府对此保持谨慎，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越远离中国，对中国的恐惧就越大，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应当总结这一教训。
互动不应成为恐惧的对象。
一定程度的透明度使人们了解彼此的长处、短处和恐惧。
毕竟，他们也只是人，努力度过每一天，希望他们的孩子比他们生活得更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没有这些新闻助理、记者、摄影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这些故事都无法实现。
在安全的情况下，我给予他们相应的荣誉，但有时这并不安全。
他们之所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他们相信新闻会为他们的国家带来更好的未来——通常是以极大的个人风险和没有应得的认可。
他们是这个职业的英雄。
我们在澳大利亚享受着不惧怕、不偏不倚地报道的自由，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不应该自满。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鼓掌的情景无疑让人感受到那种脆弱。
此情此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数百名舞者在北京鸟巢体育场翩翩起舞时，所有的手机都开始震动。
普京与习近平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不再存在“禁止合作的领域”，并称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
在闭幕式几天后，普京入侵了乌克兰。
自那以后，中国一直在旁观，目睹香港言论自由的被剥夺及对民主岛屿台湾的威胁。
这些历史时刻为我们的报道划上了注脚，但那些个人故事才是让人铭记的。
它们提醒我们，尽管你只是个旁观者，但对于那些讲述自己故事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
将这些故事记录在公众面前需要巨大的勇气。
与纳塔莉·克兰西的《60分钟》联合调查，关注日本儿童绑架事件，将在我心中永存。
现在有89名澳大利亚儿童被他们的日本父母带走并失踪。
在东京奥运会后，我首次与半打澳大利亚父母进行了交谈，三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他们仍然抱着希望，期望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但许多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们在2021年发布第一篇关于此事的故事后，澳大利亚政府对东京的施压显著升级。
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讨论更改可以合法绑架子女的百年旧法。
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的系统越久，作为澳大利亚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它就将继续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公正。
这同样适用于澳大利亚亲民主作家杨恒均的持续拘留，后者在北京监狱中因模糊的国家安全指控而被拘押。
到4月时，我们开始报道的200亿贸易罚款中，几乎已经除去除两项以外的所有罚款。
在11月，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为六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全副武装的礼遇，而杨则在一个无自然光的牢房中蹲着。
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人杨恒均和程磊。
这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始终坚称自己的清白，尽管遭受了数年的酷刑以提取口供。
在闭门审判前不久，他给两个儿子写信表示“现在无所畏惧”。
“我爱你们，我知道我也被爱着，”他说。
杨和程的遭遇是中国镇压转变的象征，经济学家、商界高管和公众在公开发言时正变得比几十年来更为恐惧。
只要习继续掌权，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改变。
在3月，他移除了最终阻碍他不受阻挠统治的最后障碍——国务院的权力。
国家安全部和监控体系统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不仅是新闻媒体在担心在中国的工作，还有企业也以创纪录的速度撤出对外投资。
当我的签证被拒时，中国政府不再希望我们驻扎在中国。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建议不再派驻澳大利亚记者去中国，
可以理解的是，澳大利亚记者在外交关系恶化时可能再次成为附带损害。
在杨和程的遭遇之后，谁能怪他们呢？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都因此变得更加贫乏。
独立、扎实的报道对于帮助国家互相理解至关重要。
在我任期的最初两年中，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争吵被双方在麦克风后高声叫喊的政府发言人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