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broadening-strategic-reliance-to-signal-australias-resolve-against-china/
为了向中国传递决心，澳大利亚必须发展并清晰地传达对印太伙伴的战略依赖。
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是找到新的方式来表明我们希望维持该地区开放和自由的兴趣。
这其中核心在于我们愿意与其他地区国家发展有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任务因为北京习惯性地将澳大利亚的利益视为同盟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变得复杂，特别是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虽然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自动对齐的利益长期以来令人烦恼，但直到最近，这才成为我们需要积极改变的事情。
通过言语和行动，堪培拉需要更清楚地向中国表明，澳大利亚愿意加强我们的同盟关系，并在其外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必须公开承认，中国所带来的许多问题无法单靠单边努力解决。
我们应对北京的双边压力和释放策略的能力是不成问题的。
澳大利亚已经经受了来自中国的长期经济胁迫。
与此同时，它通过例如美国军队部署倡议等协议，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和安全合作。
此外，AUKUS的出现及其对区域安全角色的更大影响力的承诺，充分展示了澳大利亚及其同盟关系的韧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了解澳大利亚地区伙伴关系的决心和持久性。
在2024年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同意从公报中删除对台湾的准确提法，称其为“发展伙伴”。
这是在中国驻太平洋大使的胁迫和恐吓行为之后做出的，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对话伙伴，而不是论坛成员。
虽然澳大利亚等国可能认为与人妥协的争斗不值得，但北京现在将其视为所有小多边和多边集团的先例；集体退让将加强中国对其能够决定谁关心什么及承诺程度的信念。
一旦这种看法在北京的体制内形成，改变将非常困难。
另外一种看法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中的从属伙伴的特征化。
李强总理与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总理的6月会晤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澳大利亚对同盟的盲目忠诚正在迫使我们做些其实不情愿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足够聪明能够独立思考，并且敢于更频繁地对华盛顿说“否”，我们的未来将会更加光明——他们的假设就是这样。
即使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这也是个问题，至少因为这助长了我们需要超越的副警长形象。
堪培拉在区域安全合作战略中的公共框架非常重要。
周到的沟通将不仅有助于转变国内叙事；还将向中国传递我们的决心并重申我们的区域存在。
考虑到澳大利亚与东京的强化防务和安全合作，这应该被视为一个可信伙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正在应对中国破坏性行为及其对我们共同价值和战略利益的相关风险而不断演变。
澳大利亚不需要与日本建立正式同盟才能拥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或发展关键能力并保持强烈愿望，以防止该地区被单一行为者主导。
同样，印尼的非对齐状态并不（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希望加强防务和安全联系，最近签署的新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正是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加达对AUKUS的初步保留以及堪培拉对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所表达的与俄罗斯在民用核能方面合作，并与中国举行双边军事演习的意图的担忧背景下，这样一个重大举措得以达成。
但这标志着时代的变化。
与过去的日子不同，单一的刺人事件——例如日本的捕鲸问题——不会再为整个关系着色，导致防务和安全合作长达数年停滞，地区内所有国家都在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且看到需要以服务于更大利益的方式一起合作。
在现如今，大多数地区行动者在思考问题时展现出一种战略上的灵活性，从而使跨界和不太可能的伙伴关系迅速形成。
公开表达对更广泛战略依赖的持续认可将使堪培拉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同时颠覆中国坚定的预期。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