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09/23/australia-can-encourage-chinas-credibility-in-the-cptpp/
2024年初，中国国务院宣布希望加速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协定是由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一大亚太经济体所组成的优惠贸易协议。这一举措被视为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活动的补充，但它的成功并非确定无疑。
2024年5月，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对商品贸易中关税削减进行了建模，发现中国加入CPTPP将给澳大利亚带来仅仅微薄的经济效益，GDP仅增长0.01%。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已经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享有优惠贸易安排。
然而，CPTPP的内容远不止于关税削减。
作为一个有意加入的成员，中国需要展示出对协定高标准规则的承诺——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制定的，尽管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退缩。如此承诺将有利于该地区及中国的利益，这将有助于缓解日本和加拿大，甚至澳大利亚对中国成员资格的顾虑，尤其是在北京利用经济胁迫和与台湾的紧张关系的背景下，台湾也是一个有意加入的成员。
重要的是，CPTPP成员资格将迫使中国在三个关键领域进行改革：限制大型国有企业（SOE）的补贴，允许更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及禁止强迫劳动。在每一种情况下，若出现违规行为，都将面临暂停相应让步的威胁。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内巨大低效的根源，也是强迫技术转让和国际争端的根源。CPTPP通过要求签署国“根据商业原则行事”来限制它们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经承诺在其一些自贸区试行CPTPP规则，但北京对加入的兴趣部分在于宣传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解释。例如，尽管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私有股东仍然服从于国家的控制。
为了让CPTPP推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满足两个要求。首先，需要一些妥协，例如，中国承诺结束在海外竞争性市场运营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以换取在国内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获得更多宽容。第二个要求是，CPTPP中的行动需得到WTO更广泛的改革努力的支持。
现行的WTO上诉机构裁定认为，企业中占政府多数股份不自动构成公共机构，这与贸易伙伴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的权利相冲突。解决这一矛盾是美国不满的主要来源，将是通过CPTPP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补充。
中国在签署跨境数据流动的协议方面面临重大挑战。2021年8月通过的数据保护法将使外国公司更难将数据移出中国——北京似乎正朝着与CPTPP会员资格所需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在优先贸易协议中关于数字标准的规则可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以确保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不会仅仅因为是中国公司而被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
与其让中国在如《东盟–中国》这样的较小集团中随意施加其意志，不如通过像CPTPP这样的多边协议与之接触。如果CPTPP中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WTO通过其电子商务联合倡议的支持，那将更为理想。该联合倡议由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主导，还吸引了美国和中国的参与，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趋同。
第三个CPTPP资格要求，即消除所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也同样棘手，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
但是，这并非无解，若允许外部审计员在了解WTO禁止使用监狱劳动商品贸易的情况下检查，并有选择性地批准使用维吾尔族劳动的供应链，例如那些生产用于癌症治疗的氮杂环化合物的供应链，这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比起目前西方实施的无效制裁机制，这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随着澳大利亚在2025年接任CPTPP委员会的轮值主席，澳大利亚现在有机会鼓励中国展示其在最近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表达的积极与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对接的目标的可信性。然而，这种可信性目前正面临重大质疑。这只是部分故事。围绕CPTPP加入的“奥克兰原则”不仅限于意图，还需要证明符合现有贸易义务的良好记录。这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这条路是值得走的。
